曹操之谜的人文追寻：一代枭雄原生于宦官之家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1000多年前的南朝大文学家江淹写作《恨赋》时，遥望平原上的累累坟冢，为古来壮志未酬“伏恨而死”的英雄抒发恨意，将这种悲恨作为人类的永恒悲剧而咏叹。

    曹操之谜首先表现在他何以作为奸臣与英雄之间的性格之谜上。今人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探析，但是他的出身的双重性与内心的隐痛却是重要表征。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开头写道:“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陈寿的这一记载可谓是典型的春秋笔法。曹操的祖上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元臣曹参，然而这只是传说而已，无从考稽，而现实的祖上却是宦官曹腾。曹操的生身父亲曹嵩本为夏侯氏，“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更是点出曹嵩因为过继给曹腾当养子而失去了家谱中的根脉，这不能不说成为曹操的隐痛。

据《三国志·魏书》曹操的本记载，历史上的曹操本人武艺高强，多才多艺。陈寿在《三国志》中客观地评价他是乱世中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虽然曹操在后世屡受诟病，但在近代得到了“平反”，章太炎曾作热情洋溢的《魏武帝颂》，解释他看似谲诈的性格是因为他“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认为正是因为曹操的智慧远超常人，他的智谋才会都被世人混同于谲诈。鲁迅也肯定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他们没有单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去评价曹操，而是意识到建安那个热血澎湃的时代，产生的豪迈不屈的生命精神，正是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和很多麻木畏缩的国民所需要的。

开启了人性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

曹操是一位特殊的家世与人生理想相纠结的汉末雄杰。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序:“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从这段自序来看，曹操虽为宦官家庭出身，但他很早就在思想上脱离了这个集团。想通过政教建立名誉，走的也是汉末党人的人生道路。灵帝建宁元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败，被宦官曹节等所杀。曹节为曹操的曾祖父。但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曹操第二次被征拜议郎后，就上书朝廷，申诉窦武、陈蕃之冤:“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辞激烈，颇有党人风格。著名的汝南月旦评主持者许劭曾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颍川李膺之子李瓒认为:“天下英雄，无过孟德。”要他的儿子舍张邈、袁绍而归曹操。在曹操后来的事业中，汉末士大夫的汝颍人物始终是他倚重的力量。如荀彧、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多为汝颍地区的士族文人。曹操在建安十二年颁布的《封功臣令》中提出:“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些人基本属于汉末士大夫集团。正统与反正统，传统与反传统，正以说是曹操之谜的直接显现。陈寅恪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认为曹操是汉末宦官集团代表，“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这种说法似可商榷。曹操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确实提出过不拘德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也吸取了刑名之学，破除了汉末浮华交游的恶习。但在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文学创作中，儒学中的人文精神，恰恰构成其作品中深挚的悲剧感人魅力。

但是，曹操的宦官家庭出身，确实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他，造成他的心灵与人格的悲剧性。宦官自古为正统士大夫鄙视，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曾痛心疾首地说:“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这种屈辱是累及子孙后代的。在那个重视门第家世的时代，曹操没有刘备、袁绍等那样光耀的出身来帮助，他的家世反而为他的事业增添了许多困难。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斥骂他:“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身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被排挤出上流贵族圈外，几乎失去了堂堂正正称王称雄的合法性。正因为失去了儒家最重视的祖先血缘而被不齿，曹操青年开始就疏离于两汉正统经学观念之外，行为也很另类，“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当时的官方儒家文化也本已虚伪不堪，曹操根本不信当时官方宣传的那一套理论，曾在《董逃歌》中冷嘲热讽:“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从自己的奋斗经验中，曹操认为天命论荒谬至极，个人的命运不是由天来决定的，而都是凭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奋斗而来的。所以他对于看重出身的汝颖士大夫集团是有所戒备与打击的，他之所以杀孔融与杨修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

也正是家世的影响，使曹操产生了强烈的证明个人能力的愿望。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经自白得很清楚。曹操心中对身世的自卑和对不公正评论的愤恨都转化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他不屑儒家只为集体奉献而忽略自我的价值观，当他镇压黄巾军起义后，汉献帝的赏辞按惯例要表彰忠孝，曹操却在《谢袭费亭侯表》中不满地说:“日以臣为忠孝之苗，不复重臣材之丰否。”最令他激动欢喜的是别人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桥玄见到青年曹操而惊叹为命世之才，令曹操一生感怀，在桥玄死后写下情深意切的文章纪念。只要能凸显自我而不沦入平庸，即使被评作“奸雄”，曹操也会开怀大笑，在所不惜。他也乐于自豪地自我评价，自谓“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即使面对皇帝他也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对自我的肯定与期许跃然纸上。可以说正是曹操对于当时正统文化的疏离，才让他更加决绝地成为社会的叛逆者，造就唯我独尊、挑战一切的性格。但同时，他与那个弥漫着悲哀气氛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内心何尝不是充溢着对生命的哀伤与徘徊，雄心壮志有多大，相应的悲哀也有多深。曹植云“烈士多悲心”，何尝不是对其父亲的写照？

在他的带领下，建安文人更多地关注自我才性的发掘，而不是单纯地湮没在传统儒家的伦理关系之中。他鼓励曹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成就对得起自己的“无悔”人生，是那个时代文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当时的文人都积极投入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奋斗中去，而以立功为最重。即使文弱的曹植也高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赞歌，一生梦想驰骋沙场来证明自我。建安文人蓬勃的生命精神使以往被埋藏的生命意志开始苏醒，继而迎来了人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

由悲剧走向超越的生命精神

曹操的人生总是尽力用奋发来抹去悲伤，但来自诗人人格特质的敏感是难以消除的。曹操面对死亡这个人生永恒悲剧的态度，就更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东汉中期开始，天灾人祸屡屡洗劫中原大地，大都会的繁华转眼会因战乱而荒芜，人们随时可能会被战乱或瘟疫夺走生命，对于人生的悲观情绪笼罩整个社会，挽歌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如何度过如此短暂的生命来面对生死，这“死生亦大矣”的问题盘桓在每个人心中，“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成为很多人无奈的对策，放弃理想，及时行乐，或者完全不择手段去取得物质享受:“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这种以沉溺物质享受来企图忘记死亡想法一直大有市场，到晋代以《列子·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鼓吹人生的价值仅仅“为美厚尔，为声色尔”，鼓励世人醉生梦死来逃避面对生命的问题。

曹操的悲哀，主要体现在他实现自我目标之远大与生命之短暂的强烈矛盾中，这是永远无法调和的悲剧。年少时也许尚能因为建功立业的急切而“视死忽如归”，但年老功业将成之时对死亡就会有格外的恐惧。曹操是理性的，他清楚地认识到“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告诫自己“存之有命，虑之为蚩”，而人到暮年，统一天下的宏愿仍未完成，纵然一生没有尝过怯懦滋味的曹操面对自然的伟力也深深感到无奈与哀伤。曹操诗中的自然，往往壮阔无垠，表现出无比强大与狂暴的力量。在具有“吞吐宇宙气象”的《步出夏门行》中，大海壮阔，“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但个人处在茫茫宇宙之中，显得如此渺小和卑弱，曹操面对大海，也不禁“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又如《苦寒行》一诗，极写冰雪太行山的可畏，久经沙场的曹操也深刻地感到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量下的无能为力，周公当年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功业，东征胜利而归，而自己能否这样呢？曹操也想马上结束战争回去过安适的生活，却不得不忍受征途中的各种苦难，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曹操的古诗可以用晚唐悲剧诗论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悲慨”一品来概括: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自然的无情与狂暴，社会道德的沦丧，人间难寻理想价值，而此时英雄悲壮地接受使命进行抗争，结局虽是落叶苍苔的苍凉，但这更突出了不屈抗争的意义，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气氛。曹操就是这样坦然地接受现实，在壮烈的抗争中，曹操不是没有过畏难情绪和退缩，连绵不断的艰苦战争和胜利的遥遥无期难免使人哀伤厌倦，原先表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的曹操到晚年却也写了不少游仙诗，羡慕长寿又安逸逍遥的神仙们。在《秋胡行》中，开篇是自己艰险出征的冷酷现实，当作者“意中迷烦”之时，仙人却突然降临在这现实中来，邀请作者一起抛弃烦恼，去过逍遥的神仙生活。这时作者却羁绊于尘世而沉吟了。曹操用理性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再告诫自己:“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取，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告诫自己不要浪费宝贵的生命，应该与时间赛跑，趁精力旺盛进取不息。

在《龟虽寿》的雄壮表白中，曹操对待死亡的威胁和恐惧有两个对策，一为生理上养生，二为意志上不输给生理上的衰老，继续积极建功立业。这种心态为悲哀的社会气氛注入了豪迈刚健之气，在曹操生命精神笼罩下的建安文人多容易感伤但不轻易绝望颓废。如陈琳《游览二首》的高歌“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他们的生命精神由此由悲剧走向超越。

曹操的这种超越不仅来自于儒家的人生理想，而且来自个人的深切感悟，这种感悟流播后世，与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表达的生命观念何其相似。王羲之认为生命虽然短暂，快乐也是转瞬即逝，但是生命的意义不是一死生的虚妄，也不是长生不死的自欺欺人，更不是单纯地追逐肉欲，而是来自生命过程中寻觅到终极关怀的感兴。这是得益于曹操的魏晋风度形而上精神之所在，人生的快乐虽然转瞬即逝，但并不代表它虚幻，这种感受毕竟曾经存在，而且给人带来的意义是“世殊事异”，历久弥新的。由此而坦然面对死亡，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